家庭教会的成员跪着祷告
到1966年，中国正滑向悬崖。毛泽东发动了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中国社会的重塑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事件。红卫兵席卷这片土地，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习俗和传统都被抛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可见的教会都被关闭，牧师被囚禁，教堂建筑被用作共产党宣传中心或住房。然而，在这种严酷的迫害中，神奇妙地倍增了他的教会。”
多年后，一份报告分享了山东教会在1965年是如何再次爆发复兴的。那个时候，所有宗派的教会都解散了，全省各地的家庭教会只有简单的聚会，但是圣灵临到了聚会的信徒。在80年代，一个基督徒回忆了他于60年代访问山东时，在团契中发现的属灵生活深度：
“我真心感谢主的恩典——让一个小信的人亲自见证他的大能。我们人做不到的事，神能做到。教会是这个事实的美好见证。
这里的复兴开始于196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年轻人被圣灵感动，就起来宣讲福音。有些人被抓，有些人遭到反对，还有些人遭到迫害。但他们没有放弃信仰；相反，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这些人现在是教会的支柱。
今天，这里没有正式开放的教会，但是家庭教会随处可见。每次家庭教会聚会，可能有20到30人，或是50到60人，或是一百多人，有时甚至有两百多人。政府知道这些聚会，但不干扰他们。
我看到那些传道的弟兄姐妹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地方，有工人、教师、鞋匠和其他职业的人。其中有许多年轻人非常有讲道的恩赐。
一个家庭教会安排不超过六个人作见证。六个人作完见证后，还有很多其他人想站起来作见证……
这个县的人口大约是50万。有五六万人信主，当中大多数是姊妹。”
田牧师
在2001年的中国之旅中，作者有幸见到了一名来自山东家庭教会的领袖，他的父亲田牧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光荣地为基督殉道。当他讲述父亲的经历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下面是田牧师的儿子关于他父亲的见证：
“1967年，在山东北部的淄博矿区，我父亲因为传福音被捕。红卫兵把他打得濒临死亡。他浑身是血，很多骨头都断了。他们对他的折磨难以形容。即使在今天，每当我想起那天的情景，全身都会毛骨悚然。红卫兵强迫我和我的儿子（他的孙子）目睹酷刑。
遭受毒打之后，奄奄一息的父亲被放在一个手推车上。他们要求我和儿子推着他沿街行走，这样，人们就能看到传道人会遭遇何等可怕的命运。暴民们辱骂我们，向我们扔东西，我们奋力保护亲爱父亲的身体免受那些奚落和愤怒之人的伤害。我父亲服事神很多年，被贴上了“反革命”和“国家公敌”的标签，但我知道没有人比我的父亲更爱中国。他曾多次为国人的得救哭泣祷告。
红卫兵强迫我们进入一个墓地，在那里，他们搭了一个台子进行模拟审判。有几百人聚集围观。他们把我父亲架起来，告诉他说，他有最后一次被原谅罪行的机会。只要他放弃基督教和对基督的信仰，他就会获得自由。卫兵威胁他，不然的话，他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的。‘我们给你难得的活命机会，放聪明点。’他们咆哮道。
等人群安静下来后，父亲开始用清晰响亮的声音说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为在遭了一顿毒打之后，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面对震惊的围观群众和红卫兵，他勇敢地宣告：‘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流我的血，但我永远不会抛弃耶稣基督!多年来，他一直是信实的，一直祝福我，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不能使我放弃我亲爱的朋友和救主。’
这些话刚从我父亲的嘴里说出来，一群暴怒的红卫兵跳上台子，用拳头和带铁的靴子打他踹他。他们把他扔下台子，继续殴打他，他躺在泥地上。人群中许多人大声哀哭，但他们无法阻止残杀。
父亲在我眼前被打死。他的信心和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定余生都全然委身于主耶稣基督。人群中的很多其他基督徒也因我父亲的榜样而变得刚强。
因为父亲愿意忍耐到底，所以结出了美好的果子。我仍然跟随基督，我的儿子和孙子也跟随。我们已经三代跟随主了，我们希望将来更多的后代也能这样！”
来自幕后的一封信
在中国闭关锁国后，全球的基督肢体耐心地等待着任何机会出现，使他们能一瞥中国教会的状况。许多被驱逐出境的外国宣教士公开感叹基督教在中国已被消灭，说即使门再次打开，也可能得从头开始传福音。
虽然后来有消息估计称，1965年全山东省有七万基督徒，他们分别在350个不同的教会中聚会，但无法深入了解山东教会当时是如何应对的。
罕见的信息碎片会不时地从山东传出来。在等待的基督教世界里，每一个字都被看作是来自失散已久的家人的意外消息。1968年，一名香港牧师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信，那封信带来了一线希望，并非所有生活在毛泽东竹幕下的基督徒都流失了。信上这么说：
“因为我是工程专家，所以我的职位很高，薪水也不错。我以前很享受我的生活，但现在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失去了工作、薪水及其他一切。现在，我是一名普通工人，然而，我因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喜乐，就非常的欢喜。我知道还有其他朋友也有同样的经历。”